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愿書上簽名時才是。——薩特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產生源于法國歷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國參謀部得知內部有人秘密向德國情報機關提供武器資料，此事引起上層軍官重視，將軍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叛徒。參謀部在證據極不充分的情況下將實習軍官猶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審判席，經過秘密審判德雷福斯以間諜罪和叛國罪被判終身流放。兩年後一些新的證據被媒體披露，這些證據足以證明真正的叛徒逍遙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過是「替罪羊」，許多法國人紛紛向政府和軍隊呼籲要求重新審判德雷福斯案。在輿論壓力下法院重新開庭，但審判結果不僅維持了原判還將一個向媒體說出實情的軍官判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報紙上發表了《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它有一個更為大家所熟悉的標題——《我控訴》。在公開信中左拉以極大的勇氣控訴國防機關、軍事法庭及某些上層軍官違法亂紀的行為，指出這是最為可恥的違背人道和正義的「國家犯罪」。法國軍方以「誹謗罪」對左拉提出起訴，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國。流亡國外的左拉並未放棄抵抗，他號召更多的人認清真相，起來鬥爭。除了左拉，許多學者、教師、媒體工作者、學生都紛紛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正義和良知。這時「知識分子」一詞出現了，初始這是對抗議者的蔑稱，暗示這些人的行為脫離現實、不合時宜，但抗議者卻主動接受「知識分子」的叫法。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法國民眾發出質疑的聲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審德雷福斯案，這次審判依舊認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公眾的壓力，新上任的總統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後，上訴法庭終於宣佈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國罪、間諜罪罪名，為其恢復名譽。

在這一事件中誕生的「知識分子」一詞毫無疑問和爭取公理、正義，對抗強權有密切關係，而在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概念界定中，無論是薩伊德認為的「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信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還是福柯提出的「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過他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分析，對那些自說自話的規則質疑，去打擾人們的精神習慣、他們行事與思想的方式，去驅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來的東西，去重新檢驗那些規則和體制，在這一重新質疑的基礎上（他在其中完成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任務），去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薩特的例證，「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愿書上簽名時才是。」，具有公共關懷和批判意識，且有強烈社會責任感顯然是知識分子的一大特質。

然而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概念卻是模糊的，在很多人的意識中知識分子只是和「知識」有著簡單聯繫的一批人。《現代漢語詞典》對知識分子一詞的解釋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在這個定義裡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被完全忽略。這種忽略當然是極權統治的本質使然，統治者不可能允許在他們之外還有任何團體或階層可以發揮具有獨立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影響力。近年來時見關於知識分子道德淪喪、信用破產的討論，被拿來作為例證的如四川地震後含淚勸告請愿災民「識大體、明大理」的余秋雨，認為上訪專業戶99%以上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的孫東東，但其實缺乏基本公共關懷和對強權的批判，這樣的人很難被稱為知識分子。

還有另一種討論近年來也頗為盛行，那就是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持反對意見者認為這樣一個極權國家本就不具備知識分子產生的土壤，沒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意見無從表達，更難說去影響公眾。且中國的知識階層多依附於體制，於是發聲時考慮最多的便不會是公眾的利益，雖說西方知識分子也難以完全獨立於權力和金錢之外，但在極權統治下這種依附性會是致命的。我卻不那麼悲觀，就拿這次全然不顧公民個體感受的政權狂歡來說吧，總有一些人站出來提醒公眾「舍小家，顧國家」不是理所當然，在大時代中每一個個體都應受到尊重，也總有一些人對霸道傲慢的強權說不。雖然在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國度，發出這樣的聲音異常艱難，但網絡卻多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眾所周知中國的互聯網是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網，大部分外國媒體駐中國的記者學習的第一課都是在中國如何「翻墻」，而我的一位家住深圳的朋友每週都會過來香港，他來這裡唯一要做的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享受自由網絡」。即便如此，互聯網還是比直接受政權管控的傳統媒體多了訊息和意見的出口。拿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集中的blog聚合牛博網來講，其多數作者會將在內地媒體不可能發表或完全發表的文章貼到那裡，其中有對權力的質疑，有對公眾的提醒，也有被掩蓋的真相，而從傳播效果來看雖然幾經關停之後牛博網不得不將服務器設在國外，網友要看牛博需要「翻墻」，但卻依然有三十多萬的日均瀏覽量。

或許在今天的中國新媒體技術不僅僅作為手段，它更是一種能改變社會生態的力量。